已建有名扬天下的十里窑常铜城周围甚至还有仰韶、龙山、商周各个时斯的文化遗存。在商代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就有鬲、盆、豆、罐、尊、毂等陶器。这对研究中部平原的商代文化，直至追溯先周文化的渊源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。铜城历史的兴衰变迁，都和煤分不开。

此地最早设县制在北魏年间。但这个城市真正的兴起和发展是建国不久的五十年代初。

那时，中苏关系正处于密月时期，有许多苏联煤炭专家为这里帮助建矿。以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这些蓝眼睛的“老大哥”便在中途撤走了。至今，在某些矿井的岩壁上，还留存着几个勾起人复杂情绪的俄文字母hobac（顿巴斯）。

现在的铜城行政建制为市，级别相当于一个地区。除过市区本身，另外还管辖着周围两三个县份。铜城矿务局是“国中之国”，和市政当局没有隶属关系，级别也与其相等。这两家机关互有所需，也互有所嫌，因此关系有和有争，有好有坏；要是打起官司，往往得各自的上级机关省政府和煤炭部来出面调解……铜城及其周围的矿区，就是这样一片喧腾不安、充满无限活力的土地。它的街道、房屋、树木、甚至一棵小草，都无不打上煤的印记；就连那些小鸟，也被无处不有的煤熏染成了烟灰色……这就是孙少平要来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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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黄原起程的时候，孙少平和他同伴都知道，他们是属于铜城矿务局大牙湾煤矿的工人。

至于大牙湾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，他们一无所知。有一点他们深信不疑：那一定是个好地方。

和他一块出发的四十来个人，全部是从农村招来的。由农民成份变为工人成份，对这些人来说，可是自己人生历史的大转折。毫无疑问，未来的一切在他们的想象中都是光辉灿烂的。

但是，虽然同为农村出身，别人和孙少平的情况却大为不同。在这些人中，只有孙少平一个人是纯粹的农民子弟。其他人的父亲不是公社领导，就是县市部长局长。在黄原各地，男人在门外工作而女人在农村劳动的现象比比皆是。中国的政策是子女户籍跟随母亲。因此，有些干部虽然当了县社领导，他们的子女依然是农民成份。即是他们大权在握，但国家有政策法规卡着：如今不准农村招工招干。这些人只能干着急而没办法。现在好不容易煤矿破例的农村招工，当然就非他们的子弟莫属了。吃煤矿这碗饭并不理想，但好歹是一碗公家饭。而大家都知道，公家的饭碗是铁的。再说，只要端上这饭碗，就非得在煤矿吃一辈子不行？先混几天，罢了调回来另寻出路！有的人自己的子弟刚招工还没有到矿，就开始四处活动着打探关系了——对他们来说，孩子到煤矿那仅仅是去转一圈而已。

孙少平就是和这样一群人一同从黄原起身的。

这是九月里的一个早晨，天气已经有了一丝凉意。在黄原城还没有睡醒之前，东关这个旅社的院子里就一片熙熙攘攘了。两辆大卡车已经发动起来，这些即将远行的青年，纷纷和前来送行的家人告别，然后兴奋地爬上了前面的空车。另外一辆卡车装载着这些人的被褥箱子，垒得象小山一般高。

没有人给少平送行。哥哥把妹妹送到这里后，已经返回了双水村。晓霞和兰香、金秀，都先后走了省城，去投奔新的生活。本来朋友金波说好送他，但昨天单位让他去包头出公差——他刚正式上车，不敢耽误工作。

这没有什么。对于一个已经闯荡过世界的人来说，他并不因此而感到孤单和难受。不，他不是刚离巢的小鸟作第一次飞翔；他已经在风雨中有过艰难的行程。此刻，他的确没有因为无人送行而怅然若失，内心反而弥散着欢欣而温馨的情绪。是的，无论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，他总归又踏上了人生新的历程。

他也没什么行李。原来的旧被褥在他一时兴奋中，索性慷慨地送给了可怜的揽工伙伴“萝卜花”。晓霞送他的那床新被褥，他也给了上大学的妹妹，而只留下一条床单以作青春的纪念。就连揽工时买的那只大提包，他也让哥哥带回家里了。

现在，他仍然提着初走黄原时从老家带出来的那只破提包。这提包比原来更加破烂了，断系带上挽结着几颗疙瘩，提包上面的几块补钉还是阳沟曹书记的老婆（险些成为他的丈母娘）给他缝缀的。

他的全部家当都在这只烂黄提包里装着——几件旧衣服，几双破鞋烂袜。当然，晓霞送他的床单也在其中，叠得整整齐齐，用塑料纸裹着；这显然已经不是用品，而是一件纪念品。

他就提着这破包，激动而悄无声息地从喧哗的人堆里爬上了卡车。

汽车在一片话别声中开出了东关旅社。

当汽车穿城而过的时候，夜色还没有褪荆黄原街上一片寂静，只有几个慢跑的老人沿着人行道踽踽而行，连他们的咳嗽声听起来都是响亮的。小南河对面，九级古塔的雄姿在朦胧中影影绰绰；地平线那边，已有白光微微泛起。

少平两只手扒着车帮，环视着这个亲切的城市，眼里再一次含满了泪水。别了，黄原！

我将永